进入2016年3月，各省市药品招标工作将陆续结束，随着以降价为核心内容的“议价谈判”规则在全国的推广，业界预计，去年频频出现的各地药企大面积弃标或将重演。
2015年，浙江、湖南等地在药品招标过程中曾出现药企大范围弃标，如浙江外资药企整体平均弃标率达到60.5%，最高的为92.3%；拜耳公司在湖南的药品招标中，36个品规中仅九个成交，最大降幅为11%，弃标率达到75%。
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透露：“谈判试点选了5个品种，包括涉及到癌症治疗等，价格是比较贵的专利药、进口药，通过谈判，价格大体上能降到50%以上。”
对此，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干荣富表示，“第一次降价50%或许有可能，因为可让其进入医保，但以后面对大批或所有进口药都大幅降价似乎不太可能，起码也得依从国际市场价或参照药物经济评价方法。”
30%药占比新规
2015年被业内称为“招标大年”，然而药企高弃标率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前，中国的药品价格管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少数生产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与知识产权、质量标准、技术创新及与保密等相关资质的药品实行单独定价。
但自去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后，药品价格管理思路转变为，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强化价格、医保、招标采购等政策的衔接。
在财政资金不能补偿公立医院的情况下，产生了“以药养医”、“以设备养医”的现象。在公立医院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中，药费占比40%-50%，检查治疗费占20%-30%，而医生劳务费用加其他费用约占20%-40%。
而2015年发布的“70号通知”（《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医院要“逐步实现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以下”。
对此，干荣富认为“药占比要控制在30%，对医院来说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是拿药品的差价填补财政补贴的短缺，也就是‘以药养医’。”
对于制药企业和药品流通环节来说，因医院用量减少，也会受到影响。一位外资企业的医药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去年公司的销售人员裁减了三分之一。”
但由于刚性因素的存在，“药品增长绝对值肯定还是上升的，但同比增长幅度会下降，比如今年就下降了3个百分点。”干荣富说。
“此外，对三级医院来说，控制药占比或许对中药企业的影响还要大一些。”干荣富解释，由于三级医院一般规定中成药最多只能用300个，有些已被一些地区列入辅助用药；另外是抗感染药，分级管理已成常态化，最近多个地区、多家医院宣布门诊不许输液，所以，由于药占比规定的变化，医院将会首先减少这两大类药物的使用。
药企的弃标和对策
2015年，浙江、湖南等地在药品招标过程中曾出现药企大范围弃标，干荣富详细谈及了药企弃标的几种原因。
一是为了中标，很多企业的药品投标价格甚至跌至成本以下，如果药企有其他品种可以弥补这些品种的利润空缺那还可行，但如果这些药品是企业的主打品种，没有利润则无法生产，从而出现弃标。
二是中标之后由于目前全国各省招标平台是联通的，一家药企的中标价格，全国都可以看到，一地区的低价中标无法应对全国所有省市的招标。
三是发改委虽然放开了药品价格，但仍然对药品实行价格监管。发改委有个药品价格审评中心，要求每家企业每年上报成本，政府部门清楚地知道企业竞标价格是不是低于成本，药物的使用是否违背了药物经济学，市场的销售是否具有垄断的可能。
“许多外资弃标，并非是中标了不供应。而是因为过低的中标价格使其无法承受。”干荣富举例，如安徽蚌埠之前要求所有药品一律降幅25%，这一做法是违背药物经济学的，是绝对不合理的。
“有些企业受不了低价，也不愿偷工减料，所以弃标，退出的企业国企、外企都有。”药品招标在制定药品价格中必须有调查过程，比如进口合资药可以参照其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价格，看港澳台地区，或算出平均价。但不管三七二十一降价多少个百分点，是没有道理的做法。
干荣富认为：“现在也确实存在进口药品在中国定价过高的问题，但这完全可以调查。多部门配合很重要，如海关定期提供数据，发改委进行海外调查等等。”
一位国资药企市场部的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类似的情况在此前多次发生过，一些价格很低药效不错的药品逐渐销声匿迹了。”
干荣富表示，在以降价为核心的招标政策下，药企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的产品定位，“是基本药物还是高端药品，是保价格还是保市场。如果是基本药物，肯定要保市场，以市场换利润，薄利多销；如果是自费、高端药品必须保价格，价格下去了，再也没有利润空间，怎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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