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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说“实在难以理解”，她的准确意思是感到震惊，她其实是知道妈妈在要什么。她说，妈妈只是在要别人可怜她，为了要这种可怜，她得将自己置于可怜的境地，所以她需要被爸爸辜负，被别人欺负，甚至连妈妈请的钟点工都会对妈妈粗鲁无礼。
这样就可以看出F的妈妈这位抱怨者的内心逻辑：
首先，她希望被可怜。
其次，她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可怜的境地，她真的是弱小得被欺负的，而有一个人或多个人真的是“坏的”“忘恩负义的”。
听抱怨者抱怨时，我们也会有一个心理发展历程：
首先，同情抱怨者。
其次，希望帮助他们，要么出主意，要么身体力行为他们做些事情。
最后，发现抱怨者好像根本不想改变局面，甚至好像还乐在其中，于是感觉到烦，想逃离抱怨者。
不堪折磨，把听到的抱怨全爆出去
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抱怨的反义词是宽恕，是接受，这真的很好，这是终极的境界。但在通往这一境界时，可能要经过很多历程，其中一个阶段是抗争。
在抱怨者的三角关系游戏中，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一个坏人，和一个可怜自己的人。那个可怜自己的人，如果貌似非常强大，会被抱怨者崇拜，但这个被崇拜者最终也会衰竭，因为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无力改变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很多变革者最后都无力地死去，大格局还是停留在超级屠夫和绝大多数的受害者的关系模式上，原因是这绝大多数的受害者自己不敢觉醒，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我们的家庭中，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关系模式。如果不去看自己的家庭关系模式，只看政治，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在政治上折腾，自己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前天我还看了日本电影《大盗石川五右卫门》，这部影片堪称是日本的《英雄》，当然结局好一些，没有《英雄》的结局那么无力那么恶心，但这两部影片中都有我前面提到的三角关系模式：超级屠夫、绝大多数的受害者、与超级屠夫抗争的英雄。
只不过，在《大盗石川五右卫门》中，超级屠夫先是被美化后来又部分解构了这种美化，而在《英雄》中，超级屠夫被美化得很严重，而且这种美化没有一点反思，似乎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按照埃里克·霍弗或斯塔埃尔夫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服从性比起大和民族来更加旺盛，而我们内心的恐惧也更加旺盛。
当宽恕和接受还没有发生时，抗争就很好，起码比恐惧和对强权人物的仰慕要好不知道多少倍。
实际上，比起政治来，亲密关系会更复杂，而抱怨带来的折磨也更重。我的一位来访者，最近一段时间觉得要崩溃。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说，可能是家里一下子来了一大堆亲人，父母、岳父母和一个妹妹都来到了他家中，令他不堪重负。
但继续聊下去，他才发现，核心是抱怨。父母、岳父母、妹妹和妻子，他们对某个人不满的话，常常会来找他诉说，这种诉说令他很痛苦，因为，这边是亲人，那边也是亲人，他怎么做?
可以说，这个亲人抱怨时，自己是受害者，被抱怨者是坏蛋，并希望他站在自己一边，甚至要替自己伸张正义。那个亲人抱怨时也玩这样的游戏。最终，他会发现自己在夹缝中不知该去向何方。
这也是中国大家庭的可怕之处，我们多习惯绵里藏针，其实就是抱怨，主动将自己置于受害者地位，而让别人替自己承担抗争的责任。如果是小家庭，那么模式容易固定下来，一个人就会倾向于站在某人一边，譬如F就稳定地站在妈妈一边。但对于我这位来访者，前一段时间家里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他的内心就会很乱，一会儿他要这样站，一会儿他又要那样站，这种内心的摇摆会让他更加难受。
和他谈话时，我也突然间明白，很多人找到了自己对付抱怨的方式。
譬如，有些人会变成“大炮筒”，很直很憨很傻，什么秘密都藏不住，哪怕刚答应你替你保守秘密，但一转眼就噼里啪啦地将你的秘密告诉别人，甚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出来。你质问大炮筒，大炮筒会抱歉，会谴责自己那时怎么那么没心没肺，但一下次他们照旧会做大炮筒，最后你会变得不敢再将什么事告诉他们，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回想我身边的一些大炮筒，他们身边都有一个超级抱怨者。我想，抱怨者本来是希望他们做一个垃圾桶，但做垃圾桶时间一长太痛苦了，他们于是转而做了大炮筒。
不过，大炮筒的问题是，他们也会成为抱怨者，他们也会噼里啪啦地向别人讲第三者的坏话，这就令他们也显得烦人起来。如果他们只做大炮筒，而不做抱怨者，他们是很可爱的。但是，一个超级大炮筒如果同时也是超级抱怨者，那他会令人讨厌至极。
不能反抗，就向强大的虐待者顶礼膜拜
可以说，F的妈妈这位抱怨者想建立一个三角关系模式：她是值得可怜的受害者，有一个伤害她的“坏人”，还有一个包容她的“好人”。
这样一个模式的前两部分，是她童年生活的准确再现。她是家里最被忽视的孩子，她得到的主要是忽视、冷漠甚至虐待，后来她痛苦勤劳、节俭和超级付出才得到父母的一些关注。所以说，那时她真的是一个可怜人，而她的父母真的是伤害她的“坏人”。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她的口中，她的父母仿佛是圣人，尤其是她自己的妈妈极度重男轻女，是对她最不好的，但她对妈妈非常敬畏，用毕恭毕敬来形容都不够，得用“崇拜”这样的词汇才能描绘。
这是我们文化下超级孝子们的表现，看《二十四孝》的话，你一定会发现，总是那个最被忽视最被虐待的孩子成为最孝顺的，而且对虐待他们最厉害的——常常是后母——反而最好。
这也是各种文化下对超级屠夫们的态度，大多数人，对那些杀人如麻的超级屠夫们的态度，反而是崇拜。
对于这种崇拜，不仅是羡慕和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将内心的恐惧合理化。
面对强大的虐待者，我们内心会充满恐惧，这种恐惧令我们很不舒服，最后干脆将其圣化，将其转变成顶礼膜拜。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不能反抗的情况下，这种由衷的顶礼膜拜会保护自己。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在其名著《狂热分子》中引用斯塔埃尔夫人的话称：
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重转化为仰慕。
这一段文字中的“德国人”也可以换成“中国人”、“日本人”或其他许许多多民族，而这种对力量的仰慕——其实是恐惧，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和其他艺术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譬如最近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辫子戏，将奴才向英明伟大的皇帝主子们叩头的恶心游戏美化得不得了，而我们的无数国民对这种电视剧反而甘之如饴，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看到这种美化会恶心得想吐，但这很多人在我们文化中仍是少数，否则辫子戏根本不会如此流行，而像《英雄》这种电影也不会如此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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