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金秋时节,我和大学同班的十几位同学藉在于都县城聚会的机会,专门驱车回到了当年半工半读的地方??瑞金市沙洲坝,作了一次怀旧之旅。
阔别40年的故地,已是旧貌换新颜。昔日较为冷清的沙洲坝,如今成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通往县城的沙石路早已变成宽敞的水泥大道,两旁一排排新建的住宅楼错落有致,白塔旁开发区的厂房一栋接着一栋。
沙洲坝已和县城连成一片,我们昔日就读的分校成了市一中的分校。沧海桑田,山乡巨变。当年我们在沙洲坝半工半读的情景又一幕幕涌现在眼前……
(一) 那是1965年的5月初,我们全班同学在抚州地区临川县参加了半年的“四清”运动,回到在南昌的江西大学略作休整后,就被送到了近千里之外的沙洲坝江西大学瑞金分校,成了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践行者。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来到分校之时,它已经开办了几个月,其他年级的同学已先到达这里做了“开路先锋”,学校的教学、生活大体走上了正轨。除了环境变了,劳动时间多了,大家也没有感到“半工半读”有多大的“创新”,无非是“上课+劳动”,多流出一些汗水。
为了办好这所半工半读学校,当年当地的党政部门可谓是大力支持。县委书记兼分校的副校长,把已停办的瑞金大学校舍和一座化工厂的厂房给我们作校舍,还调拨了百亩土地给学校办农场,种水稻、栽蔬菜、养猪,并派来民工担负指导与进行日常维护工作。
我们的“半工”主要是在农场劳动,随着季节、农时而安排;“半读”常常要为“半工”的需要让路,甚至暑假也因夏收农忙而缩水。对于我这样农村来的学生,劳动是不在话下的,在不少方面还可以充当“师傅”,指导对农活一无所知的来自城里的同学。他们在田间地头经常显得手足无措,常会出些洋相。
比如插秧时被围在了别人插好的禾苗中间,不知怎么“突围”;割稻时留下高矮悬殊的稻茬显得“别树一帜”等等,不时地引来大家的哄笑,倒也冲淡了劳累的感觉而平添了几分乐趣。有的同学吟出了打油诗,说是“流出一身臭汗,换来五谷飘香”,用此赞美劳动、抒发“豪情”。
学校对面的小街有一家门面不大的饮食店。有的同学在一天劳累之后会光顾这里,要上一两碟花生米之类的小菜,喝上一二两用红薯酿造的白酒,为的是借着酒劲驱除身上的疲劳和心中的郁闷。
(二) 在当时大讲“突出政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形势下,学校对劳动教育特别重视,把它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抓得非常紧。学校农场种水稻,除犁田、播种等技术性较强的活由农工负责外,插秧、耘田、割禾、挑谷和送肥等农活,几乎都由我们学生轮流承担。
过去我们一些同学挑自己的行李都感到吃力,在分校度过一年后,挑一担大粪、一担谷子也能走上二三里。除了完成种田、养猪这些任务外,当年我们还干了两件颇有些发扬“抗大”自力更生精神的大事:自己动手铺设自来水管道和建游泳池。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一个红壤斜山坡上,生活用水十分紧张。为解决用水困难,学校决定在校园后面的山坡上修建一座水塔,从几里之外的一条小河中引水“上山”,需要铺设几里路长的引水管道。这项任务大部分由我们学生自己来完成。我们开挖地沟、搬运铸铁水管、连接安装管道,边学边干。
管道的大部分要通过当地生产队的农田,为了不影响农田耕作和保证水管的安全畅通,水管需要深埋到六七十厘米以下的地方。这就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难度与劳动的强度,挖得越深,土质越硬,而且会渗出水来。我们一边挖一边舀水,真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泥水汗水满脸满身,一个个成了花脸泥猴。
校园里有一块簸箕形的空地,长、宽各三四十米的样子,不知哪位善动脑子的人想到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修建游泳池的好主意。全校同学利用空闲时间义务劳动,把地势高的一边挖深、低的一面筑起一道土坝,底面和四周浇了水泥,高坡的一面还修了几级台阶,成了“看台”。
天下雨时,有山水流入,一个半人工、半天然的小型游泳池给校园增添了一个活动场所。夏秋之时,这里成了同学们游泳、冲凉的好去处。
(三) 我们1962年9月入大学时,学校是按5年制来安排课程进行教学的。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几年下来,我们先后到校办农场劳动、参加了两期农村“社教”,不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已有10个月。到分校后,“半读”怎么读?学校和系里也没有具体的安排。
为了赶进度,有些任课教师就拣重点讲,其他内容都要我们自学。同学们都明白“又红又专”的道理,自觉地抓紧时间学习。除了晚上自习时间同学们都在教室或寝室看书学习以外,其他休息时间,或者没有安排劳动或集中上课的时间,教室里、寝室里,或校园的树阴下,甚至校园周围的山岗树林里,都可以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读书、讨论问题的身影。
与学校相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几位同学常常来到大礼堂管理处办公室,借他们空余的房间作读书写作的“校外基地”。 1965年冬,系里还安排我们班的同学搞了一次以了解、收集苏区文艺资料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调查,到沙洲坝及九
堡、云石山等当年中央苏区各部门驻扎过的村庄进行采风,访问老人及回乡的早年参加过红军或革命活动的人,收集当年苏区流行的歌谣和小戏剧等资料。还有部分同学到县革命纪念馆去查阅、收集相关资料。我们两三人一组,在学校吃完早饭后就到各村去,先找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请他们介绍访问对象,然后与被访问者一同参加劳动,边劳动边聊天,在他们休息时间请他们回忆,我们则作记录,回到学校后再作整理。
10多天里同学们早出晚归,连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休息,每个小组都有不小的收获。1966年元旦夜晚,我们班上的同学在学校食堂饭厅里组织了一次文艺汇报演出,演出各自在采风中收集到的自认为较好的红色歌谣或戏剧节目。
当时全班同学人人都上了场,晚会开得十分热闹成功,受到系领导和教师们的好评。这次采风收集的材料统一交到系里保管,后因“文革”停课闹“革命”,这些东西全都遗失了。
在瑞金分校的日子里,我们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观看过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的精彩演出。他们激情欢快、妖娆矫健的蒙族舞姿,雄浑悠远、扣人心弦的马头琴声,令我们久久难忘,遐想不已。
在沙洲坝毛主席故居旁的红井,我们面对竖立在那里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木牌,举行过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我和同学们还参加过附近生产队举办的夜校扫盲识字活动和文艺活动,充当过“音乐教师”教青少年唱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分校全体师生于1966年底陆续回到南昌总校,我们的“半工半读”也就这样无果而终。
（实习编辑：张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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