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一份刚刚披露的周恩来的电报，即1949年7月9日《关于浙大学生拒绝竺可桢返校事给华东局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华东局并转谭(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王(王建安，当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从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在13年之中，把浙江大学变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
竺可桢13年办学提倡“通才教育”，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比如他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
但无法想象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一心治学的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论，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
竺可桢与左翼学生运动的某种抵触，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实也是为学生着想。当然，这是当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了。
竺可桢作为一名曾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甚赞同，更由于自己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也不无反感，并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产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
这时，竺可桢听到了浙大发生了“拒竺”运动的消息：浙大校内的壁报竟然在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又说：“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竺可桢日记》)。5月3日，杭州解放。对于自己当年的抉择，竺可桢在后来“洗澡”运动中的《思想自传》中说：“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正是这“两头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触发了当年浙大的“拒竺”风波。
（实习编辑：田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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