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一条“去药店买药要蹲下来，性价比高药物都在下面”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许多亲自去药店验证的网友表示，去药店买药，还真是要蹲下来，同样的药物，显眼位置摆放的要比药架底层摆放的贵好几倍。按理说，商有商道，药店怎么摆放药品是自己的自由，但老百姓去药店蹲下来才能买到平价药，总让人觉得别扭。
11月2日记者了解到 “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还有39%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在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上，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以此来证明中国医疗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据称，这一数据来自一项名为某医生调查的研究。
饶克勤没有就上述研究展开详细阐述，不过，这却足以形成冲击力。关于医生收受回扣的传闻在中国早已有之，零星个案也常出现在媒体版面上，但是这种行为在医生群体中到底多大范围内存在着却始终是个谜。
本届中美健康峰会的主题是“卫生改革：如何有效发挥政府监管、市场竞争以及职业精神的作用”。在峰会的“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板块，饶克勤是主要发言人之一。
他对比了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和2011年国家医改进展监测报告的数据，认为医改3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有所提高，对门诊和住院服务不满意的比例降低。但也面临挑战：部分地区医患关系紧张、医德滑坡。
医患关系紧张突出表现在医患冲突比例上升。数据显示，2008年～2011年，医生遭遇暴力袭击从3.7%升到4.5%，语言侮辱从22.1%升到27.3%。其中一些恶性案件更是举国震惊。比如，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医生王浩被杀，皆令人错愕。
究其原因，有评论认为，医药费自费比例高、医患之间存在认知差距、“医闹”兴风作浪、执法人员执法不力等都难逃干系，当然“部分是医方的责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说，医患关系紧张，就医方而言，缺的非技术而是医德。
饶克勤表达得较钟南山委婉。他说：“当前，患者和医生都对医疗职业道德建设有较多关注，例如有些患者关注医生服务态度和责任心普遍下降、过于看重金钱等问题。”而后，他引用了本文开头的研究结果。
事实上，和医生遭遇的暴力事件相映衬的正是医生道德败坏、收受回扣的各种丑闻。最近的一起是北京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尚宪荣被爆组建利益团队，大肆收受医药公司的回扣，短短数月就有60余万元入账。爆料者提供了5段录音为证。之前，深圳、珠海等地的法院则宣判了医院系统贪腐窝案。卫生部也曾通报过多起“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典型案件”。
在饶克勤看来，医德滑坡也是多方面原因所致：医学科技发展与医学人文的分离，使得医者更多关注医疗技术而不是病人；市场机制的不足与过度市场化导致利益为先、利润最大化与敬佑生命、医乃仁术的职业精神相冲突；制度设计缺陷与激励机制扭曲，尤其是价格机制（医者的劳动价格严重低估，与市场价值相背离）和补偿机制（按项目、按药品加成导致诱导需求、过度医疗）。
许多医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并非失德，而是现行制度“逼良为娼”。政府在医疗服务定价时无视医生的价值，却允许医院从药品销售中获得利益。这就不能在道德上苛责医生了。
饶克勤说，医生职业道德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作为其履行责任的回报，医者被授予一定的权利与特权：一份较高和有保证的收入（社会平均工资3～5倍）、职业准入的控制或必要条件，以及行医的自主权、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和信任。同时，社会契约是对医患双方的约束：如果不遵守或履行职责，医者的权利将被解除或收回；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履职的回报，医者可能不再履行其责任；期望的职责或权利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导致契约的解除。
“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安排鼓励医者做什么样的人，解开医患关系‘死结’，既要从利益入手，更要导入职业道德与核心价值的正能量。”他期望医生要牢记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的基本原则：一、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二、患者自主；三、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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