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GCT根据镜下不同特点可分为大卵泡型、微小卵泡型、腺管型、梁柱型、丝绸型(脑回型)、弥漫型。由于其多变的组织学特点,并且各种形态常混合存在于同一肿瘤内,从而造成难以辨认的假象,也给组织学分级带来了困难。
影响卵巢GCT预后的主要因素为临床分期,而组织分化好的病例临床分期也多数为早期。本实验证明李瑛氏组织学分级标准与临床分期有正相关关系,而Philip J组织学分级标准与临床分期无相关关系,说明李瑛氏组织学分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用于病理学对卵巢GCT的预后评估。Philip J组织学分级标准主要是根据镜下组织学类型进行分级,说明肿瘤的预后与其镜下组织学形态关系不大,也就是说组织学分级对预后的影响较镜下组织学特点更重要,低分化者预后最差。Miller等[7]也提出:在病理形态方面,预后与核分裂数、缺乏Call-Exner小体有关,而与肿瘤的镜下组织学形态关系不大,李瑛氏组织学分级标准与此一致,本实验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AMH与胚胎早期卵巢的分化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按李瑛氏标准组织学分级的结果中,AMH在高、中分化组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低分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提示,AMH的表达可能也与卵巢GCT的分化程度有关,同时在Philip J标准组织学分级的结果中,AMH的表达水平在高、中、低分化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与AMH在不同临床分期病例组的表达趋势和意义相一致,进一步说明李瑛氏组织学分级标准比Philip J组织学分级标准更能反映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用于病理学对卵巢GCT的预后评估更加可靠。
（实习编辑：潘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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