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艾滋病距离我们很遥远，最远是在大洋彼岸的国外，再近一点也是在国内的某个省市。
但是，自从2002年我市查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后，患者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截止2006年11月，患者多达56人，艾滋病这个名词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艾滋病患者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尽管还是一个小数目，但如果从艾滋病传染的特殊途径和扩散的速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可掉以轻心的数字。如果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仍然不敢正视它的存在，仍然不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他，仍然不能采取正确得当的方法防范它，这股潜流将会以几何级的数据增长，裂变，更多人的正常生活会被改变，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会因此被毁。
同性恋与艾滋病有何联系？
艾滋病正在逼近商城，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艾滋病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字眼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时，普通人对艾滋病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尤其是对艾滋病患者，害怕、好奇可能是人们最普遍的两种心态。
艾滋病患者是怎么得病的?得病后在生理上、心理上面临什么样的折磨?最需要人们给予哪些帮助?
近日，记者在义乌市疾控中心帮助下，采访到了我市两位艾滋病患者，相信通过下面一些文字里，读者可以真实地了解艾滋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2006年的最后一天，记者在市疾控中心防病二科见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杨行(化名)，他是义乌本地人，两年前和妻子检查时发现，双双感染了艾滋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得了这个病。”
“一位艾滋病患者，当第一次得知自己得病时，除了内心极度恐惧外，肯定会存在着一个心结，到底是怎么得上艾滋病的。”2004年，杨行的妻子查出艾滋病，随后他本人也被证实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一刻，一个本是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我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来不会在外面做什么不轨的事情，身体一直很棒，从未住过院，也没有输血、补牙齿等行为。医生帮我推算的结论是，我们两人应该是我妻子先得病，进而传染给我。当时，我妻子心结更大，怕我认为她与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怕我用歧视的眼光看待她。她是外地人，嫁给我后生活一向很检点，我相信她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最后推算来推算去，估计是由于妻子几年前的一次输血引起的。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无所谓，我们也不会再去追究。”
“患病后一年，整个人都是绝望的。”
害怕、担心、恐惧，正如一把把利剑，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杨行夫妻俩的心，患病后整整一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阳光。“得了这个病就等于没有前途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预期未来。他们可以想象自己哪一天做爷爷奶奶，而我们却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据杨行回忆，这一年夫妻俩心态很不好，脾气暴躁，常常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起来，况且两人当时都没有固定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妻子那时已经发病，必须靠药物维持，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免费发放艾滋病药物的政策，这些药费用又特别高，即使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需要好几万。从我妻子生病到2005年4月领到免费药这段时间，半年不到的时间总共花了五六万。家里没钱，只能跟亲戚朋友借，每次借钱都很害怕，不知道找什么借口。”
“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
一些人有这样的盲区，认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心态是不正常的，会采取某些极端的手段报复这个世界。这也许是极小部分艾滋病患者的不良心态，绝大多数人都如杨行说的：“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其实我们更怕把病传给别人，所以做事特别谨慎小心。我们得病已成事实，身边人有没有得病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杨行的艾滋病病友里有一位女大学生，当她得知自己染病时，立马给曾经交往过的前男友打电话，希望他去医院做相关检查。
杨行还说，自从他和妻子患病后，便千方百计避免与家人、孩子有亲热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碗、筷都是分开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但总是心里有障碍。以前我们时常爱到亲戚或朋友家串门，那段时间就没去过，也就是自己把自己隔离开了。”
“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对艾滋病的误区太多了。”
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可怕，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这些年，媒体对艾滋病宣传增多了，可往往是12月1日“轰炸”一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前些天我去杭州参加一次抗艾活动，有家电视台记者居然问一位艾滋病患者，为什么摄像机照着你，你就害怕，不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那我们之后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尴尬。”
“有位艾滋病友和我说，有一次他去某医院做外科小手术，为慎重起见，特意提醒医院开刀时小心一点，没想到医院居然打电话到疾控中心核实此人是否为艾滋病患者，当得知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马上拒绝为他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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